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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at365目前，生育率下降已成为全球性趋势。在此背景下，天津的人口形势亦呈现出不容忽视的压力。《2024年天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4年末，我市常住人口总量为1364万人，常住人口出生率为4.99。根据数据换算，2024年我市新生儿大约为6.8万人，相较于2014年的11.7万人，降幅达到41.9%。这一现实警示：破解“生养困局”、提振生育意愿，关乎城市发展的活力与未来。

　　放眼全国，各地正积极探索生育支持政策：上海市提出支持用人单位将工作时间可弹性安排、工作方式灵活、工作环境友好的岗位设置为“生育友好岗”，原则上提供给对12周岁以下儿童负有抚养义务的劳动者，为劳动者兼顾工作和生育提供便利；四川省拟大幅延长婚假（至20天，婚检再加5天），并建立生育假递增机制（一孩90天、二孩120天、三孩150天），同时延长男方护理假至30天，以更优厚的假期制度支持家庭育儿。

　　作为人口超大型城市，面对人口挑战和各地的创新实践，我市正通过医疗、托育、政务三重体系的系统性改革，为有生育意愿的家庭扫除障碍、减轻负担、优化体验，朝着生育友好型社会的目标加速探索突围。然而，构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生育友好型社会非一日之功，天津距离这一目标仍有相当长的路要走。破局的背后，是多重体系创新的艰难尝试，也暗含着这座城市对人口可持续发展的深层求解。

　　在五大道的一家咖啡馆里，28岁的李玥搅动着咖啡，眉头微蹙道：“去年晋升组长时，领导隐晦地问我近期有没有生育计划。现在团队竞争这么激烈，谁敢在育龄期掉链子？”还是职场新人时，她曾目睹同事休完产假后被调至边缘岗位，“生育作为女性职业的隐形门槛，比想象中更难跨越”。

　　在南开区妇儿保健中心外，抱着1岁女儿的张宏远叹了口气说：“父母从老家来帮忙带娃，妻子和老人因为辅食添加、早教方式吵了不下十次。”这位IT工程师每天下班后还要调和育儿矛盾。“老人累得血压升高，我们也愧疚，但请一位白天干8小时的保姆，一个月要将近6000元，这笔开销抵得上我半个月的工资了。”张宏远说。

　　王芳（化名）和刘宇（化名）结婚5年尝试自然受孕未果，辗转多家医院后，他们不得不考虑做试管婴儿。“年轻时总说先拼事业再要孩子，现在才发现，生育机会可不会一直等你。”王芳摩挲着手中的体检报告，语气里满是无奈。

　　这些来自不同家庭的真实心声，勾勒出不少年轻人在生育问题上的挣扎图谱当事业上升期与育龄期重叠，当传统家庭支持体系逐渐弱化，当生育健康风险随年龄增长攀升，“生还是不生”，成为横在无数家庭面前的复杂命题。

　　在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以下简称市中心妇产）生殖医学中心候诊室外，37岁的张颖（化名）看完有关辅助生殖纳入医保的宣传介绍后显得有些激动。“以前一直听说做试管婴儿很贵，现在辅助生殖纳入医保后，我心里踏实多了。”张颖的眼神里多了几分笃定。这份笃定背后，揭示了我市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深层逻辑尽量扫除有生育意愿家庭“不能生、不敢生”的困扰。

　　玻璃窗后的胚胎实验室里，显微操作仪正将单个精子精准注入卵胞浆内，这是被称为“第二代试管婴儿”的核心技术。20年前，这类精密操作还属于“奢侈品”全程自费、周期漫长、成功率不定。“过去，不少患者听到治疗费就打了退堂鼓。现在，医保报销后患者的实际支出能减少三成至四成。”市中心妇产助孕中心主任罗海宁表示，政策落地后，每天都有患者举着手机里的政策文件来确认细节。她给记者展示了2024年11月市医保局、市卫生健康委、市人社局联合发布的《关于规范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和医保支付的通知》：取卵术从医院自主定价2800元降至全市统一定价1890元，胚胎培养、人工授精、单精子注射等8项核心操作纳入医保支付范畴。数据显示，政策实施半年，仅市中心妇产一家机构就累计为1428对夫妻提供各类辅助生殖技术服务，实实在在减少了求医者的医疗费用支出。

　　辅助生殖从“高端医疗”变为“基础保障”，也从一个侧面展现出当今社会对生育困难群体的制度性关怀。辅助生殖纳入医保不是终点而是起点，想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除了政策支持外，还有许多难题需要破解。“我长期关注生育方面的相关问题，很多女性生育意愿较低的一个主要顾虑就是要面对婴幼儿的照护难题，尤其是0岁至3岁这个阶段。”罗海宁说，母亲的产假一般是3至4个月，一旦结束产假，婴儿的照护就成为一个很大的难题。要么女性放弃事业，要么依赖老人，局限性非常大。而且无论是女性辞职，还是请专业的阿姨来照护，都会给家庭的经济情况造成负担，这就使很多家庭，尤其是女性陷入两难境地。很多女性不愿意轻易放弃自己的事业，导致生育意愿大幅降低。

　　罗海宁认为，面对养育压力过大的问题，应该从国家、政府的层面去帮助女性减轻负担。“我们要建立起一批质量过硬、水平有所保障的婴幼儿照护机构，这样家长才能放心地把孩子送过去。什么样的机构是符合标准的？标准的机构里应该有怎样的看护流程和规范？这需要政府牵头去制定标准，正向引导。建立标准之后，还要考虑这些社会照护的力量要从哪里来。”罗海宁告诉记者，眼下随着新生儿减少，产生了一部分幼儿园的学位剩余。这些好的师资力量和场地资源不能浪费，有能力的线岁婴幼儿照护的转型。

　　罗海宁以及众多准父母关心的“带娃难题”，其实正是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关键难题之一。在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方面，天津正在全力推进。

　　记者了解到，《天津市托育服务发展“十四五”实施方案》明确，到2025年，实现全市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到4.5个的目标，普惠托育服务比例达到60%。方案中，将完成年度千人口托位数指标纳入人口和生育服务保障目标管理责任制，有效推动托位设施供给和托育服务体系建设。记者在走访中发现，保育院接收幼儿年龄向下延伸、公立幼儿园开设托班、社区开设托育中心我市通过建设多元化托育服务体系，满足不同家庭托育需求，不断推动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

　　“我和爱人都是医生，孩子4个月时我就得返岗，家里老人育儿精力有限。和平保育院托育年龄下延，给我们解决了大难题。”在和平保育院咨询托育服务的陈女士向记者表示，新政让她多了一个安心选择。

　　为缓解婴幼儿家庭“带娃难”的痛点，进一步推动生育友好型城市建设，天津市和平保育院从2024年底开始，将托育服务年龄从1岁半下延至7个月。这一创新举措不仅为职场父母提供了专业照护支持，更释放出天津完善生育配套政策、提升市民生育意愿的积极信号。

　　“孩子年龄越小，对于托育的要求越高。为此，前期我们从硬件到软件做了充分的准备。”和平保育院副院长于颖向记者介绍，为了“萌宝班”的开放，园所依据国家卫生健康委于2024年4月1日开始实施的《托育机构质量评估标准》，选择了专门的托儿教室，配备了尿布台、盥洗台、辅食操作台，还提供母乳冰箱、温奶器，方便存储、加热母乳，活动区准备了软质地垫以及教具；在软件方面，筛选出园所的教师骨干beat365，进行托育技能培训，其中两名教师在2024年举行的全国技能大赛（育婴项目）天津选拔赛中获第一名和第四名的好成绩。各项准备工作，都是为了精准满足婴幼儿需求。

　　近日，记者走访了和平保育院“萌宝班”。班内现有婴幼儿十余人，每名孩子都配有一个可移动餐椅，并有经过专业培训的老师进行照护。“7至12个月是婴儿动作发育和情感依恋的关键期，老师需要在养与育之间找到平衡。孩子月龄越小，个体差异越大，就越需要老师倾注更多的心血。我们不仅要照顾孩子的饮食起居，更重要的是要给孩子奠定良好的早教基础，让孩子在保育院受到更科学的早期教育。”于颖介绍。记者在“萌宝班”看到，针对不同月龄婴儿的成长发育特点，班内设置了不同的早教教具，老师采取“一孩一策”的方式，制定科学照护方案，促进婴幼儿健康成长。

　　“如果托育服务更普及、价格更亲民，我会考虑生二胎。”一位“90后”家长在采访中向记者坦言。据记者了解，随着《天津市托育服务发展“十四五”实施方案》相关政策持续落地，我市多部门协同推进，鼓励有条件的公办幼儿园开设托班，招收2岁至3岁幼儿。

　　红桥区红桥幼儿园是该区首家开设2岁至3岁幼儿托班的公立幼儿园。近日，记者在该园看到，不到3岁的孩子跟着老师的指令做手指操，学得有模有样。“近年来，我市大力推进普惠育幼服务体系建设。在区委、区政府的支持下，区教育局积极推动托育工作，为所有公办幼儿园办理了托育增项，鼓励各园所积极招生，并设定了我园等4个园作为试点，重点实施托育工作。”园长王彦卿介绍，今年3月，该园开设了3岁以下幼儿托班，成为红桥区首家具有独立托班的公办幼儿园。

　　“虽然孩子小，但是托育费用是按照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教委联合制定的公立幼儿园统一标准进行收费，比一些民营机构的托育费用便宜七八成。不但解决了育儿难题，还降低了我们的育儿成本。”托班幼儿家长孙女士说。

　　“我们前期基本上没有进行大范围的宣传，仅通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报名一开始，招生名额立马爆满。”副园长张琳琳表示，现在还不断有居民电话咨询新学年托班招生政策和指标。

　　“经历了两个多月的集体生活，从一开始穿纸尿裤入园到现在独立如厕，从哭闹入园到现在迫切想入园孩子在语言、自理、社交能力等方面都有了特别大的进步。”幼儿家长孙女士欣慰地说。

　　2024年12月，“津心托”托管托育中心在和平区南市街庆有西里成立，这是我市首家社区托管托育中心。记者在中心看到，这里的面积有200平方米，墙壁以淡雅柔和的颜色为主色调，地面及墙面铺设了软包材料，以保护幼儿的安全。中心设有多个功能区域，孩子们可以在这里接受早教，还可以喝奶、吃辅食、睡觉。

　　“听说社区办了托育中心，离家近、收费低，我就赶紧带宝宝过来，这可真是解了我家的燃眉之急。”芃芃妈妈说。10个月大的芃芃被送到托育中心，开启快乐的托育生活。

　　“这儿离家近，而且日常还可以通过监控随时看到孩子在中心的情况，把孩子送到这里很放心。”二孩妈妈张女士几个月前把两岁的儿子送到社区托育。托育中心负责人张圣仙介绍，这里不仅仅看护孩子，更多的是给孩子提供好的环境、营养餐食以及正规的早期教育，小月龄宝宝可以在这里学习新的事物、认识新的世界。

　　庆有西里社区崔月梅表示，社区党委通过前期调研发现，辖区内有200多户双职工家庭有托幼需求。南市街在社区里协调出一处闲置公建，引入专业的第三方机构，开设了这家托管托育中心，丰富了居民的15分钟生活圈。

　　南市街道办事处相关工作人员介绍，下一步，他们将在托育中心开展家长课堂、心理辅导等活动，进一步提高家长的家庭育儿能力。

　　刘女士的二孩宝宝前不久刚刚出生。相较于3年前生老大，刘女士明显感到，老二出生后，从户口登记到健康管理服务，都变得更便捷了。“孩子一出生，医院就把所有证明开具好了。我们拿着材料，户口、社保卡等一次性就能办完。孩子每个阶段的疫苗接种、儿保检查，各职能部门都会提前打电话提醒我们。这些举措，都为孩子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刘女士说。

　　据记者了解，我市积极推进“新生儿出生”一件事集成办理工作，将新生儿出生涉及的预防接种证、出生医学证明、出生户口登记、医保参保登记、社会保障卡申领、生育医疗费用报销、新生儿医疗费用报销、科学育儿指导服务登记8个事项合并集成，实现一次性提交材料、一次办理完成。这项工作从2022年12月开始实施，目前已覆盖全市全部61家助产机构，实现了100%覆盖。同时，全市61家助产机构在新生儿出生后，免费发放《儿童保健手册》，手册上有我市为新生儿、0岁至6岁儿童提供的各相关健康管理服务介绍以及各区妇幼保健机构的联系方式。儿童出院后，辖区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会与儿童家长取得联系，提供新生儿家庭访视服务，并持续做好后续的0岁至6岁儿童健康管理服务。

　　在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宝芳看来，当前我市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实践，正沿着三个维度展开：前端通过辅助生殖入医保破解“生不出”的医学难题，中端以多元化托育服务疏导“养不好”的现实焦虑，后端借政务流程再造实现“育得顺”的民生体验。

　　“这种立体化探索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李宝芳分析，当职场父母占比越来越高时，传统的家庭育儿模式已难以适应现代社会发展。我市将辅助生殖纳入医保，表层是减轻医疗负担，深层是重构社会认知生育不仅是个人选择，更是需要公共资源托底的基本权利。而在托育服务领域，我市的创新实践呈现出“普惠性+精准化”的双重特征。从公立保育院将托育年龄下延至7个月，到社区托育点嵌入15分钟生活圈，再到公办幼儿园开设普惠托班，不同层级的服务供给精准匹配差异化需求。这种“政府支持+专业运营”的模式，既保证服务质量，又避免过度商业化，为普惠托育提供了可复制的范本。

　　李宝芳表示，我市不断推出新的举措，努力推动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但面对年轻人现在不愿生、不敢生的焦虑，仍有很长的路要走。比如，我市现行的生育假、陪产假、育儿假相关规定中，明确了“女职工生育享受98天产假”“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女方在享受国家规定的生育假（产假）的基础上增加生育假（产假）六十日”“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男方享受十五日的陪产假”“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在子女三周岁以下期间，用人单位每年给予夫妻双方各十日的育儿假”等一系列相关政策，然而在现实中，我们经常会看到，迫于用工压力，很多用人单位并不能做好政策的落实工作。

　　我市未来仍要在城市建设、人文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更加重视生育友好，加大生育政策宣传力度，营造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文化氛围，倡导形成更加有利于生育的婚姻观、生育观和家庭观。不断健全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加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制度保障，不再让女性担心生育后岗位不保。“生育率的提升不能止于经济补贴，需要多方努力，更需要社会系统的适应性变革。”在李宝芳看来，我市需要通过完善生育支持政策、提供优质教育医疗资源、改善就业环境、减轻生活压力等措施，让年轻人更有信心和意愿去生育。只有将生育支持融入城市发展的DNA，才能真正实现从“政策驱动”到“生态自觉”的质变，这条路还很漫长。（记者 庄媛 胡智伟 摄）